第三百八十八章 和谈受阻（3 / 4）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为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兆铭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2月2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2月2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