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八章 和谈受阻（2 / 4）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陈公博可没有这种气魄，他听后非常不安，语气也是惶急汪，依公博之见，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

汪精卫不以为意，而是用宽仁的语气向陈公博解释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周佛海也苦苦劝说陈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虽然心有戚戚，但见众人都同意，他也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不过最后陈公博还是做出表态汪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他未必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断，但他敬佩汪兆铭的人品与志向，愿意誓死相随。

1938年12月8日，汪兆铭准备飞离重庆的，本来是姜瑞元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2月8日姜瑞元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

汪兆铭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