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二章 背后之影（2 / 4）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失去了就不能再。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