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 真相伊始（2 / 4）

地宫调查获得的情报比较详细，还是多亏了各种身具高科技微型设备的谍报人员潜入了党内部，才能得到不少这些资料。而经过整理分析之后，更是从中整合出了许多连党都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这个“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发家史，都在文件的卷宗内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让钟泱一目了然。

原来在刚成立之处，这个组织所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其关键在于经费。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

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献出来，同时倪又动员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

而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

果然是天意难测，姜瑞元这个佛教安排入世的棋子，最终还是被大势所弃。

1933年，陈有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与同事谈到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谁知却传到训练主官康泽的耳中，引起康泽的不满，且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

陈有光见此，担心遭到不测，于1933年秋丢掉庐山训练团第四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化名逃亡上海。

其时，正值日军疯狂对华进攻，先后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及进占长城各口事件。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南京当局对外稍作抵抗或根本不加抵抗，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对内于亲日派又不加惩处。

日军的野蛮侵略和亲日派的行径及当局的作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明里暗地应运而生；“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5年初秋产生的。

这假币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无法分辨有了这两笔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看到这里，钟泱又不无恶意的猜想这是否是苏俄对党的假币战术，因为华联内部也出现过这类事件。追查后的矛头同样是直接指向苏俄，还有红门左派那些苏犬。

首先，他们开始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武器居然从党的首都宪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团”成员袭柏舟利用与宪兵司令部营长何瑞初的关系，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

读着这一段钟泱不得不摇头叹息，党严格控制民间的武器持有，然而实际上除了穷得吃不起饭的赤贫者，能够购买到枪支的人并不少。这些从军中倒卖出来的武器，然后又用于刺杀国府的军政高层，实在是讽刺。

可以说，最早是党扶植起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地下组织，后期却又无法制约，最终被这种狂热的火焰所灼伤。

陈有光在上海隐居的年余里，有感于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耻辱，又受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希望在抗日报国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他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风的感染，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为此，他游说于相识之间，先后联络了肖佩韦、刘镇南、项应昌、裘积玉、袭柏舟、陈夔超、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